火针古称其为燔针、焠刺、烧针、白针、煨针。将针体烧红，然后刺入人体一定的穴位或部位，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一种针刺方法称之为火针疗法。

　　此法为针灸之传统疗法，临床应用广泛，对许多疾病治疗效果良好，现将其发展论述如下。

　　萌芽阶段

　　对火针的针具、刺法以及其适应症、禁忌症有初步的描述，认为火针的治疗多局限于寒证，禁忌症是热证，对于经筋拘急及骨病可用火针治疗。

　　火针在《内经》中被称为燔针、焠刺，《灵枢·官针》云：“凡刺有九，以应九变，……九日焠刺”，《灵枢·筋经》也云：“治在燔针劫刺也”。而对于火针针具，《灵枢·九针十二原》云：“九日大针，长四寸，……大针者，尖如挺，针锋微圆……”

　　在火针疗法的适应症上，《灵枢·寿夭刚柔》云：“刺寒痹者奈何？刺大人以药熨之，刺布衣者以火焠之”。《灵枢·经筋》中云：“焠刺者，刺寒急也”，说明火针可以治疗痹证、寒证。《素问·调经论篇》曰：“病在筋调之筋。病在骨，调之骨。燔针劫刺，其下及与急者；病在骨，焯针药熨”。《灵枢·经筋》云：“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腧”。说明对于经筋拘急及骨病证都可以用火针治疗。

　　《黄帝内经》对火针的针具、刺法以及其适应症、禁忌症都初步的描述，认为火针的治疗多局限于寒证，禁忌症是热证，说明当时火针的应用并未得到较全面的推广，只是萌芽阶段。

　　发展阶段

　　汉晋唐宋时期，有关火针的论述已打破了《黄帝内经》的范围，对火针的刺法，适应症及禁忌症均有扩张，特别是火针已推荐用于内外科等各种疾患，但其未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基础，处于百家争鸣的发展阶段。

　　至汉代，火针的使用已渐广泛。张仲景的《伤寒论》中称其为“烧针”，其论述不仅扩大了火针的主治范围，用火针治疗伤寒表证，而且补充了《内经》中关于禁忌症的内容，提出了火针误治后的处理以及火针治疗后的处理。《伤寒论》对误用火针后的变证提出了补救的措施，如“伤寒脉浮，医者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卧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等。此外《伤寒论》还指出，火针治疗后针孔护理不当，感受外邪，则可并发奔豚。其曰：“烧针另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

　　而晋代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强调火针的适应症为寒证和痹证，并且肯定了“焠刺”是刺法之一。同时，也提出火针治病必须考虑体制因素，其云：“故用针者，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陈延之的《小品方》则最早提出了“火针”的名称，记载了火针可治疗附骨疽并首次提出眼科疾病也可以用火针治疗。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唐代以前，火针的适应症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突破《黄帝内经》的范围。而在唐宋时期，其治疗范围不只局限于痹证、经筋、骨病的治疗，而已扩大到内科、外科、眼科、五官科以及急症的治疗；同时，火针的选穴、操作、禁忌等问题均已提出，并有了火针治疗的医案记载。

　　唐·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将火针称之为“白针”，首先将“火针”应用于外科，治疗疮疡痈疽、瘰疬痰核和出血等疾患。同时也可用于内科黄疸、风眩疾患，其曰：“侠人中穴火针，治马黄疽疫通身并黄，语音已不转者”，《千金要方·风眩》卷十四日：“夫风眩之病……困急时但度灸穴，使火针针之，无不瘥者，初得，针竟便灸，最良”。此外，孙思邈对“火针”的禁忌穴位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明确规定腹部的“巨阙，太仓，上、下管等及诸小弱者，勿用火针”。并且说明火针在操作过程要热，在《千金要方·用针略例》卷二十九日：“以油火烧之，务在猛热，不热，则与人有损也”。

　　宋代以后，火针已经广泛用于治疗内脏疾患。王执中在《针灸资生经》中记载了如火针治疗腹痛、哮喘、腰痛等病例。在治疗五官疾病方面，《圣济总录·钩割针镰》卷一百一十三日：“凡目生顽翳者，可用火烧铜针轻点，传波斯国银矿名悉兰脂，点之不痛，勿用别法。”

　　《太平圣惠方》卷第六十一则对痈疽用火针或不用火针的证型进行了分析，认为“夫痈疽者，头少肿处多出脓。不快者宜针烙”，其也首次提出小儿无辜疳用火针治疗的方法：“烧针似火色，看核子大小，作一纸环子束定，无辜仍须捏定，以针当中烙之，可深二豆许，即贴沉香膏”。

　　汉晋唐宋时期，有关火针的论述已打破了《黄帝内经》的范围，对火针的刺法，适应症及禁忌症均有扩张，特别是火针已推荐用于内外科等各种疾患，但其未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基础，处于百家争鸣的发展阶段。

　　成熟阶段

　　明清时期，已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火针理论基础，从刺法、适应症、禁忌症上有所扩展，还对火针的针具进行了规范，火针已用于内外科、儿科、五官科等各种专科疾病的治疗，并且有大量的医案记载，为火针疗法的成熟阶段。

　　明清时期就是火针的成熟阶段，在此期间，有关“火针疗法”的记载非常多，其对火针针具、操作方法、适应范围和禁忌范围都有发展提高，特别是明代，有关火针的描述最为全面。

　　明代著作中高武的《针灸聚英》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火针疗法”，所讨论的内容包括针具和刺法方面，强调了针具的质地和加热，以及针刺的深度和适应症，以及对其禁忌症等多方面都有很详尽的说明。如其载：“世之治火针者，皆用马蹄铁，……铁熟不生为工，莫如火炉中用费或筋治针为家业。”首先提出制造火针要选用耐烧的熟铁。同时强调刺火针针刺深浅要掌握适度，并且酒醉的人不可行针；在出针方面，其认为要“凡行火针，一针之后，疾速便去，不可久留，寻即以左手速按针孔上，则痛止，不按则痛甚。”

　　在火针的适应症上面，《针灸聚英》继承了前人的临床经验，运用火针治疗外科疾患和痹证，并明确记载了治疗这些疾病的操作方法。高武也是首次提出火针治疗疾病的机理的医家，认为“火针亦行气，火针惟借火力，无补虚泻实之害”；“盖火针大开其针孔，不塞其门，风邪从此而出”。

　　此外《针灸大成》、《名医类案》等对火针的刺法、适应症、医案等均有详细的描述。李时珍则以《黄帝内经》、《伤寒论》为基础，在他的著作《本草纲目》里较全面的论述了火针的刺法，治疗作用，并且对火针治疗痈疽，痹证的机理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火针治疗目翳的刺法进行了描述，曰：“其法用平头针如翳大小，烧赤，轻轻当翳中烙之，烙后翳破，即用除翳药敷点。”《外科正宗》、《外科启玄》里有关火针治疗外科疾患的详细论述，如火针可用于疮疡、瘰疬等症，薛己的《保婴撮要》则用病例方式说明了用火针治疗个小儿气血虚甚的腋痈要“当先大补后用火针”，肝肾先天禀赋不足的疮、肌肉不生不能用火针治疗。明代是火针发展的鼎盛时期，到了清代，由于那个时代采取了限制中医的措施，火针疗法发展也相对比较缓慢。只在火针的治疗范围上有所延伸，而在针具和操作方法上却没有很大的改进。

　　赵诔的《医门补要》论述了火针用于背腹部时的针刺方向以及火针的禁忌症。吴仪洛《本草从新·卷十五火土部·火针》则提出火针的功效为“通、祛风”。《针灸集成》内则认为：“性畏艾条者，当用火针”。李学川之《针灸逢源·卷三》里火针法篇对火针的刺法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强调“烧时令针头低下恐油热伤手，先令他人烧之，医者临时用之，以免手热”；“凡行火针，必先安慰病人，毋另惊恐”；“凡针肿上不可按之，即以手指从两旁按之，另脓随手而出”。

　　吴谦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归纳了火针的适应症。“火针者，即古之燔针也。凡周身淫邪，或风或水，溢于机体，留而不能过关节，壅滞为病者以此刺之。”

　　此阶段已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火针理论基础，不仅从刺法、适应症、禁忌症上有所扩展，还对火针的针具进行了规范，火针已用于内外科、儿科、五官科等各种专科疾病的治疗，并且有大量的医案记载，为火针疗法的成熟阶段。

　　普及提高阶段

　　针具由传统的粗火针发展到细火针、电火针、电热针，治疗范围则扩展至内科、外科、妇科、皮肤科、肿瘤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等各个方面，近些年甚至发展到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探讨火针的治疗机理。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针灸得到普及和提高，火针疗法也从新得到重视，针具由传统的粗火针发展到细火针、电火针、电热针，治疗范围则扩展至内科、外科、妇科、皮肤科、肿瘤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等各个方面，近些年甚至发展到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探讨火针的治疗机理。

　　对火针治疗机理的研究 近年来对火针的抗炎机制研究较多。卓鹰等用火针针刺关节周围阿是穴治疗23例类风湿患者观察提示火针治疗可明显改善患者的甲皱微循环。李晖等则报道火针可以降低类风湿关节炎模型大鼠的关节肿胀度，使血清皮质醇升高、IL-1β降低，并认为火针对血清皮质醇、IL-1β的调节可能是火针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内在机制之一。于雯等研究表明，火针可以改善哮喘患者的肺功能、降低外周血清IgE的含量，从而提示火针治疗支气管哮喘具有抗炎、平喘、抗过敏的作用。

　　对火针刺法的研究 师氏“新火针”采用金属钨制作的细火针，其刺法上为深速刺、深留刺、浅点刺、慢烙刺、速烙刺，对火针的创新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王祚邦等用火针刺水道、归来穴治疗卵巢囊肿的研究表明深刺比浅刺疗效好。唐勇认为烧针的方式需与针刺部位的体位呈垂直方向，并认为将所需加热部分置于外焰一次性烧针以达到“针红”的要求，而不是分段进行烧针。也有资料对火针针刺时间进行研究表明对风、寒、湿性关节炎患者进行治疗发现三伏天效果好。文绍敦点刺穴位放血治疗足部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研究认为血量越多效果越好。

　　对治疗范围的研究 对1950年～2002年的火针文献资料进行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