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灸治疗急症，在我国已有2000余年历史。在漫长的临证实践中，历代医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

　　通过现代针灸工作者以及其他学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又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认真地回顾我国急症针灸发展的历史。系统地整理有关文献，总结古人和今人在这方面的成就（也包括教训），对于提高针灸防治急症的水平，促进针灸学科的发展，都当有所裨益。

　　秦汉肇始奠基

　　从秦汉直至晋初，是我国针灸防治急症历史上的奠基时期，其总的特征是：

　　1．应用针灸治疗的急性病症已经遍及内、外、妇、儿及五官各科，但病种还不多，分类亦欠精确。

　　2．治疗方法从纯用灸治逐步发展到毫针刺为主，兼用刺血、灸治、火针等法。张仲景确立的三阳宜针、三阴宜灸的原则，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但对后世也产生某些消极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灸法应用于急性热症。

　　3．配穴组方，经历了从经病取经（脉）到循经取穴，从单方到复方的过程。但这一时期的处方，还是以单方为主，复方亦不够严谨，辨证组方尚处于初级阶段。

　　4．针刺手法，除了提出补泻法外，开始注意到激发温热针感循行对疗效的影响。从总体看，补泻手法还较粗略简单，对气至针感的描述及认识仅是初步的。

　　5．开始提出急症针灸应掌握时机、及早防治的思想，在某些地方还体现了针灸并用或针药结合的观点。

　　晋唐偏重灸疗

　　晋唐时期在急症灸法防治上取得较大进展，无论在病症种类，灸治方法及防治经验等方面都胜过先秦两汉。不过，从总体上说，这些进展，主要还是临床上的总结，这显然是由于这个时期以临床医学为主的特点所决定的。

　　除了火针获得一定发展外，针法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晋唐时期，这种偏重灸疗的风气，特别是王焘等主灸派贬针褒灸的偏执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急症针灸学的进程。

　　宋代针灸并倡

　　宋代在针灸治疗急症上的成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进一步探求急症灸治理法

　　宋代，灸法仍占主导地位，出现了我国第一部急症灸治专著《备急灸法》。当时的一些医著和针灸著作如窦材之《扁鹊心书》、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等，多记载有灸治急症的内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较晋唐有所发展。

　　1．重视理论探讨

　　灸治急症，晋唐时偏重临床，缺乏理论上的研究。宋代一些医家开始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窦材提出灸可扶阳保本说，他认为“医之治病用灸，如做饭需薪”（《扁鹊心书•卷上》），人以阳气为本，“阳气尽必死人”，灸治可资生阳气。所以主张“于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脘”（《扁鹊心书•卷上》），以预防疾病；一旦出现伤寒、疽疮、中风、喉痹、小儿惊风、痘疹黑陷等急重之症，“若能早灸，自然阳气不绝，性命坚牢”。这就从理论上初步说明了灸法防急症的机理。由于窦材偏重从温补脾肾阳气角度论述灸法防治机理，后世有人称其为温补派的创始人。较其更早的许叔微，也探讨过灸壮肾阳的机理。这些见解，尽管还不够完善，但对灸法在急症中的应用有某种指导意义。

　　2．筛选适应病种

　　晋唐时期，灸治所涉病症面极广，及至宋代，通过临床反复观察，对适应病症逐步进行筛选，采取了较为科学的态度。如“将已试之方，编述成集”的《备急灸法》一书中，仅收录了二十二种急性病症。《针灸资生经》虽然收载了大量前人或他人的灸治医方，但作者王执中重点突出的是他本人或亲属的治验。从而对灸治的适应范围作出较为恰当的评价。

　　3．补充灸治方法

　　《针灸资生经》首先记载了天灸法治疗疟疾。许叔微创用隔巴豆、黄连灸法治疗伤寒结胸证，办法是将巴豆、黄连捣细，“用津唾和成膏，填入脐心。以艾灸其上，腹中有声，其病去矣，不拘壮数，病去为度”（《普济本事方•卷九》）。针对当时士大夫惧灸畏痛，窦材发明了“睡圣散”：“惟是膏梁之人，不能忍耐痛楚，当服睡圣散，即昏不知痛”（《扁鹊心书•卷上》）。此方还适用于不配合施治的急症患者，如“风狂妄语……先服睡圣散，灸巨阙七十壮”（《扁鹊心书•卷上》）。关于艾灸的壮数，《针灸资生经•第二》明确指出“皆视其病之轻重而用之，不可泥一说，而又不知其有一说也”。艾炷的大小，则应视年龄或部位的不同而异，“凡灸大人，艾炷须如莲子”，“若灸四肢及小儿，艾炷和苍耳子大；灸头面，艾炷如麦粒子大”（《扁鹊心书•卷上》）。以上这些，在认识上或实践上都是一大进步。

　　4．重视灸感流注

　　宋以前典籍，如《备急千金要方》等亦曾提到过灸治时宜激发灸感向病所循行，但记述甚为简略。这一现象引起宋代一些医家的浓厚兴趣。《备急灸法》所载之痈肿治疗一节中，对骑竹马灸法（此法首载于已佚之《卫济宝书〉，约撰于十二世纪初）的灸感流注现象作了生动细致的描绘：“其艾火即随流注，先至尾闾，其热如蒸，又透两外肾，俱觉蒸热，移时复流足涌泉穴，目下而上，渐渐周遍一身”。还在临床中进一步观察到，这种现象与疗效关系密切：“觉火气游走，周遍一身，蒸蒸而热，再视正疮孤肿，已消灭五六分矣”，认为“奇功异效，盖原于此”（《备急灸法》）。王执中更有切身感受：“它日心疼甚，急灸中管数壮，觉小腹两边有冷气自下而上，至灸处即散，此灸之功也”（《针灸资生经•第四》）。通过较深入的体察，进一步证实激发灸感传注是提高急症疗效的一种手段，这不仅有着重要价值，而且对金元时期“气至病所”手法的产生也可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二) 急症针治有所丰富

　　用针刺治疗急症，在宋代仍处于从属地位，虽然尚未出现明显的进展，但随着针刺在急症临床上日益广泛使用，已经孕育着突破。

　　1．注重针刺技术

　　急症救治对针刺操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宋代一些针灸医家已看到这一点。有些穴位操作不当，可造成事故，用治急症须特别注意，如承泣穴“目眦赤痛，禁不宜针，针之令人目乌色”（《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卷三》）。所以，在临证时应不断提高针刺技术，以适应救治需要。如鸠尾穴，《备急千金要方》认为不宜灸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记载该穴可治心风、惊痫、发癫、喉痹等急症，但指出“此穴大难针，大好手方可此穴下针”。说明在针刺技术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经验。其次，在针刺补泻上也进一步运用一些比较复杂的手法。如针攒竹穴，“针入一分，留三呼，泻三吸，徐徐而出针”（《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卷三》）。其中就包括了留针、徐疾、呼吸等手法。正是宋代在针刺技术上的实践，才促成了金元时期这方面的突破。

　　2．补充火针刺法

　　宋代火针应用于急症，在方法上有所增加。主要有两种，一为火针刺血法，即以火针加热后刺络出血，治疗卒足肿等症；一为火针散刺法，用火针在体表较大范围内反复叩刺，对急性腰痛有效。上述两法均见于《针灸资生经》。

　　总的说来，宋代在急症治疗上，针灸并倡，但灸法仍为主导，并在理论和临床等方面都有发展。针治急症开始再次得到重视，虽进展不大，然而为金元时代的突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金元创新突破

　　金元时期无论在急症针法还是急症灸疗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有一定突破。其中，复式补泻手法的出现，促进了明代各种补泻手法的产生。随着针法的深入研究，特别是手法的广泛采用，使得急症疗效日益提高，治病范围不断扩大，针刺开始逐渐地位于其他诸法，特别是灸法之上。

　　明清日臻成熟

　　明代是我国针灸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作为整个针灸学科组成部份的急症针灸也进入了日趋完善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 救治范围空前扩大

　　明代，应用针灸治疗的急症种类大为增加。《神应经》所载针灸治疗的460余条症候中，急症约占三分之二。明朝著名针灸家杨继洲在总结前人与本人丰富临证经验基础上，立针灸治证89种，其中内科疾患42种，即含中风、中暑、哮喘、咳嗽、肺痈、泄泻、痢疾、癃闭、黄疸、呃逆、狂证、痫证、霍乱、血证、疟疾、心痛、胃脘病、伤寒、头痛、胸胁痛、腰痛、腹痛、发痧等急性病症；外科疾患11种，亦包括丹毒、痄腮、疔疮、痈疽、乳痈、破伤风等急症；妇科疾患11种，内有崩漏、难产、产后血晕、胎衣不下等急症；儿科疾患4种，包括小儿赤游风等；五官科21种，有目赤肿痛、耳聋气闭、乳蛾、舌肿、牙痛、咽喉肿痛等急症。以上这些，基本上已经概括了祖国医学中针灸治疗的急性病种。